瘟疫,亦称大流行,最常见的是鼠疫,又称黑死病,有腺型、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,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跨洲际的传染力。

下图:来自果壳的流行病科普图

大爆发大流行

最早在《旧约圣经》中已出现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,首次的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,疫情持续了五十多年;

14世纪欧洲爆发“黑死病”,发病1至3日之内死亡,大约死亡一千七百万至两千八百万条生命,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,意大利、英国死者半数,据称是由中国商人和蒙古军队传入。

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860年,正值中国清朝后期。其它的疫疾还有痘疹(天花)、大头瘟、羊毛瘟、疙瘩瘟、吐血瘟。

下图:1890年左右,香港街头的瘟疫检查员

1890香港街头的瘟疫

中国上古时期

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“虫”、“蛊”、“疟疾”、“疾年”等文字的记载。至于“疠”字可见于《尚书》、《山海经》和《左传》。

汉朝

元始二年(2年),青周大疫,汉平帝诏曰:“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。”

王莽天奉三年(16年),丙子年,“二月大疫,冯茂在句町,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。”(《后汉书·王莽传》)

王莽地皇三年,壬午,“大疾疫,死者且半。”(《后汉书·刘吉传》)

建武二十五年(49年),己酉,“武陵五溪大疫,人多死。”(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)

元初六年(119年)“夏四月,会稽大疫。”

延光四年(125年)“冬,京都大疫。”

元嘉元年(151年)“正月,京都大疫。二月,九江、庐江大疫。”

延熹四年(161年)“正月,大疫。”

建宁二年,己酉,“疫气流行,死者极众。”(《备急千金要方·伤寒》)

建宁四年(171年)“三月,大疫。”

熹平二年(173年)“正月,大疫。”

光和二年(179年)“春,大疫。”

光和五年(182年)“二月,大疫。”

中平二年(185年)“正月,大疫”。

三国时期

建安十三年(208年),孙权、刘备联军与曹操“战于赤壁,大破之,焚其舟船。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,追到南郡。时又疾疫,北军多死,曹公引归。”

建安二十二年(217年)冬天,北方发生疫病,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:“亲故多罹其灾,徐、陈、应、刘一时俱逝。”除孔融、阮瑀早死外,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于传染病。曹植《说疫气》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:“建安二十二年,疠气流行,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殪,或覆族而丧。”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诏令中说﹔“去冬天降疫疠,民有凋伤,军兴于外,垦田损少,吾甚忧之。” 《伤寒论》张仲景自序中描述:“余宗族素多,向余二百。建安纪年以来,犹未十稔。其死亡者三分有二,伤寒十居其七。”

黄初三年(222年)九月,江陵城被围,“又为地道攻城,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,此几上肉耳!而贼中疠气疾病,夹江涂地,恐相污染……令开江陵之围,以缓成死之禽”。

黄初四年(223年)正月,魏文帝筑南巡台于宛(今南阳)。是年三月,大疫。“三月,宛、许大疫,死者万数”。

青龙二年(234年)“夏四月,大疫”。“是年夏大疫,冬又大病,至三年春乃止”。

青龙三年(235年)“正月,京都大疫”。

正始三年(242年)是年为吴赤乌五年。“吴孙权赤乌五年,大疫”。“秋七月,遣将军聂友、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、儋耳。是岁大疫,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。八月,立子霸为鲁王”

两晋南北朝

嘉平五年(256年),癸酉,四月,新城大疫,死者大半。(《宋书·五行志》)

晋惠帝光熙元年(306年):“宁州频岁饥疫,死者以十万计。五芩夷强盛,州兵屡败,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)

永嘉年间(307年─312年),战乱频仍,雍州以东,“人多饥乏,更相鬻卖,奔迸流移,不可胜数。”、“又大疾疫,兼以饥馑,……流尸满河,白骨蔽野。”(《晋书.食货志》)

隆安元年(397),丁酉,八月,北魏大疫,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。(《北史·魏本纪》)

义熙元年(405年),益州大族谯纵据四川,自称成都王。义熙二年(406年),刘裕派遣刘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。义熙四年(408年)九月,敬宣部队势如破竹,到达遂宁郡之黄虎,谯纵请求后秦姚兴出兵,姚兴遂派遣平西将军姚赏等率兵增援,黄虎之战中刘敬宣前进受阻,双方相持六十余日,敬宣部队粮草啖尽,此时疾疫大起,“死者大半”,敬宣下令退出四川。到建康时,士兵十不存一。

泰始四年(468年)六月,太白犯舆鬼,占曰:“民大疫,死不收,”其年“普天大疫。”

建元元年(479年),顾宪之提升为衡阳内史,“先是,郡境连岁疾疫,死者大半,棺椁尤贵,悉裹以苇席,弃之路旁。宪之下车,分告属县,求其亲党,悉令殡葬。其家人绝灭者,宪之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。”

天监二年(503年)“六月丁亥,诏以东阳 (今金华)、信安(今衢州)、丰安(今浦江)三县水潦,漂损居民资业,遣使周履,量豁课调。是夏多疫疠。”

天监十四年(515年)三月,后梁军截断淮河,以水倒灌寿阳城。四月,堰成而复溃,“乃伐树为井干,填以巨石,加土其上”,导致“沿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毕尽,负担者肩穿。夏日疾疫,死者相枕,蝇虫昼夜声合。”

大通三年(529年)“六月壬午,以永兴公主疾笃故,大赦,公主志也。是月,都下疫甚,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,以身为祷”。

太清三年(549年)春,侯景军围建邺城( 今南京城 ),邵陵王长子萧坚“终日蒲饮,不抚军政。吏士有功,未尝申理,疫疠所加,亦不存恤,士咸愤怨”,这年三月,有士兵“以绳引贼登楼,城遂陷”。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,当时疫灾尚未平息,“城中积尸不暇埋瘗,又有已死而未敛,或将死而未绝,景悉聚而烧之,臭气闻十余里。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,贼曳出焚之,宛转火中,久而方绝。”[6]

天嘉六年(北齐后主天统元年,565年)十二月,“是岁,河南大疫”。“是时频岁多大水,州郡多遇沉溺,谷价腾涌;朝廷遣使开仓,从贵价以粜之,而百姓无益,饥馑尤甚,重以疾疫相乘,死者十四五焉。”[7]

太建六年(574年)四月,陈军伐北齐,诏曰:“大军未接,中途止憩,朐山、黄郭,车营布满,扶老携幼,蓬流草跋,既丧其本业,咸事游手,饥馑疾疫,不免流离。”[8]

隋朝

开皇十年(590年),首都长安发生疾疫。

大业八年(612年),山东、河南大水,不久出现疾疫,“壬申年,大旱疫,人多死,山东尤甚。”(《北史·隋本纪》)

唐朝

垂拱三年,丁亥年,“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,民死者众。”(《旧唐书·中宗纪》)

景龙元年,“丁未,夏,自京师至山东、河北疫死者千数。”(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)

代宗广德元年(763年),江东大疫,“死者过半”。“辛丑岁(762年),大旱,三吴饥甚,人相食。明年大疫,死者十七八,城郭邑居为之空虚,而存者无食,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。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,而弃其骸于田野,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,春秋以来不书。”(《吊道殣文》)

贞元十六年(800年)……韩全义素无勇略,专以巧佞货赂结宦官得为大帅,每议军事,宦者为监军者数十人坐帐中争论,纷然莫能决而罢。天渐暑,士卒久屯沮洳之地,多病疫,全义不存抚,人有离心。五月,庚戌,与吴少诚将吴秀、吴少阳等战于冢南广利原,锋镝才交,诸军大溃;秀等乘之,全义退保五楼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二百三十五)

广明元年(880年),“庚子,春末,贼在信州疫疠,其徒多丧。赋众疫疠。”(《旧唐书·僖宗纪》)

宋朝

北宋庆历八年(1048年),河北大水,次年三月疫灾。

绍兴元年(1131年),“辛亥,六月,浙西大疫,平江府以北,流尸无算。”(《宋史·五行志》)

南宋嘉定元年(1208年),江淮一带大疫。(《宋史·五行志》)

南宋度宗咸淳七年(1271年),浙江永嘉地区大疫。

南宋德佑元年(1275年)六月,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,城内居民四处逃窜,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”。

南宋德佑二年(1276年)闰正月,元军包围了临安府,德祐二年闰三月,临安府大疫。

辽、金、蒙古

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(1232年),汴京疫病大起,“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,既而死者继踵不绝。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,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。

元朝

至大元年(1308年)春,绍兴、庆元、召州大疫,死者二万六千余人。皇庆二年(1313年)冬,京师大疫。(《元史·五行志》)

至顺二年(1331年),衡州连岁大旱,又发生疫灾,“死者十九”(《元史·文宗纪》)。

至正四年(1344年),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[来源请求](《明史》卷一,太祖本纪,“至正四年,[明太祖的出生地泗州(今安徽明光市))]旱蝗,大饥疫。太祖时年十七,父母兄相继殁,贫不克葬。”),河北商人再沿“丝路”将之传到印度、中亚、波斯、叙利亚、美索不达米亚等地[来源请求]。同时期蒙古金帐汗国在攻打克里米亚的卡法城市时,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,由此散布病毒至欧洲各处。造成1347年欧洲大流行,大文豪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,描写浩劫下的人性。

至正十九年(1359年)春夏,莒州沂水、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。

明朝

景泰六年(1455年),南京等地“死者相枕连途,生者号啼盈市。弃家荡产,比比皆是;鬻妻卖子,在在有之。”次年,湖广黄梅县奏报:“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,计三千四百余口;有全家灭绝者,计七百余户;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,人惧为所染,丐食则无门,假息则无所,悲哭动地,实可哀怜。”

成化七年(1471年),京城大疫,诏“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、宣武、安定、东直、西直、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,收瘗遗尸,仍命通州、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,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。”

成化十二年(1476年),福建延平府“疫疠之余,盗复窃发”

嘉靖初年(1521年),凤阳大疫,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“夙夜奔劳,出入于瘟疫之境,全活百万余人。”

嘉靖三十三年(1554年),北京“时疫太甚,死亡塞道。”龚钟庵有诗:“疫疠饥荒相继作,乡民千万死无辜。浮尸暴骨处处有,束薪斗粟家家无。”

万历八年(1580年),“大同瘟疫大作,十室九病,传染者接踵而亡,数口之家,一染此疫,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”。万历《山西通忘》卷26记载,潞安“是岁大疫,肿项善染,病者不敢问,死者不敢吊”。

天启三年(1623年),明军在平定奢寅时有大疫,“分布各将据险固守,相机擒剿,迟速殊难豫定”。

崇祯六年,山西出现瘟疫。崇祯“七年八年,兴县盗贼杀伤人民,岁馑日甚。天行瘟疫,朝发夕死。至一夜之内,百姓惊逃,城为之空”。

崇祯八年(1635年),总兵龙世威统兵防守潼关、朱阳关等隘口,“露宿凡十旬,皆患疫疠不能军,闯贼大至,遂溃。”

崇祯十年(1637年)以后,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“瘟疫盛作,死者过半”,疫情传到河南地区,“瘟疫大作,死者十九,灭绝者无数”。榆林府“大瘟,……米脂城中死者枕藉,十三年,夏又大疫,十五年,……大疫,十六年,稔,七月郡城瘟疫大作”。

崇祯十二年夏,商洛山中瘟疫流行,李自成、刘宗敏的义军将士染病。

崇祯十三年,顺德府(今邢台)、河间府(今河间)和大名府(今大名)有大疫,人死八九。

崇祯十六年二月,北京大疫,病名叫“疙瘩病”,“大疫,人鬼错杂。薄暮人屏不行。贸易者多得纸钱,置水投之,有声则钱,无声则纸。甚至白日成阵,墙上及屋脊行走,揶揄居人。每夜则痛哭咆哮,闻有声而逐有影”。

崇祯十六年八月,天津爆发肺鼠疫:“上天降灾,瘟疫流行,自八月至今(九月十五日),传染至盛。有一二日亡者,有朝染夕亡者,日每不下数百人,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,排门逐户,无一保全。”

崇祯十七年,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,“昨年京师瘟疫大作,死亡枕藉,十室九空,甚至户丁尽绝,无人收敛者。”

清朝

顺治四年(1647)夏秋,“江西抚州大疫,尸相枕籍,死数万人。”(光绪《抚州府志》卷84)

康熙九年(1670)正月灵川大疫。(《清史稿》)

康熙二十一年(1682)五月,榆次疫。(《清史稿》)

康熙三十二年(1693)七月,德平大疫。(《清史稿》)

康熙四十一年(1702)三月,连州疫。(《清史稿》)

康熙五十六年(1717)正月,天台疫。(《清史稿》)

雍正元年(1723)秋,平乡大疫,死者无算。(《清史稿》)

乾隆五年(1740)瘟疫流行,民有死亡。(《通渭县志》)

乾隆十年(1745)十一月,枣阳大疫。(《清史稿》)

乾隆三十二年(1767)八月,嘉善大疫。(《清史稿》)

乾隆四十年(1775)春,武强大疫。(《清史稿》)

咸丰五年(1855年)六月,云南清水大疫。六年五月,湖北咸宁大疫。十一年春,山东即墨大疫。六月,山东黄县大疫。

同治二年(1863年),六月,上海疫疾流行,死亡二万余人。夏天,陕西瘟疫流传。余澍畴《秦陇回务纪略》记陕西的疫情:“自夏徂秋,疫疠大作,死亡甚多,至有全家无一生者。”

俞樾的《曲园笔记》记载,“同治之初,滇中大乱,贼所到之处,杀人如麻,白骨飞野;通都大邑,悉成坵墟。乱定之后,孓遗之民,稍稍复集,扫除胔骼;经营苫盖。时则又有大疫,疫之将作,其家之鼠,无故自毙,……人不及见,久而腐烂,人闻其臭,鲜不疾者,病皆骤然而起,……或逾日死,或即日死,诸医束手,不能处方;……其得活者,千百中一二而已。疫起乡间,延及城市,一家有病者,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,踣于道者无算,然卒不能免也。甚至阖门同尽,比户皆空,小村聚中,绝无人迹……”

光绪十六年(1890年)秋,北京有大疫,当时的重臣潘祖荫、曾国荃、曾纪泽、彭玉麟、杨岳斌等皆病逝。户部左侍郎孙诒经患重病,“痰喘甚重”,不久去世。翁同龢在日记中说:“七日之中两哭吾友,伤已,子授亦谅直之友哉。”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亲王奕??病逝。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因服用金鸡纳霜痊愈。

光绪二十年(1894年),鼠疫曾发现于香港,后即酿成疫疠,并造成大流行,与1855年云南清水鼠疫有间接关系。

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六月,京津地区爆发霍乱。死亡超过一万余人。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:“近日疫症大作,伤人甚多。”

东北鼠疫

上图:1910年的东北鼠疫

1910年12月,东三省鼠疫事件爆发,死亡6万多人。伍连德的《伍连德自传》记载:

“这种病……满州里一带的俄国人恐是最先染到的。有一部分以捕土拨鼠为之山东移民,患得更多。他们将鼠捕来,剥取其皮,染以颜色,冒充黑貂,售与西方妇女。……一俟有了二三十条鼠皮,即往客栈居住,静候顾主之光临。如果一人患有疫疾,即可传染整个客栈,再延至他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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